傍晚的台灯把书房切成两半,左边是摊开的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,右边是削好的铅笔和温水,我盯着儿子数学卷上的最后一道大题,草稿纸上画了三条辅助线都没解出来,他抓了抓头发,突然抬头问我:“妈,你说桂林理工大学真的那么难考吗?”

我放下手中的笔,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泛黄的相册,翻开第一页——1998年的桂工校门口,穿碎花裙的姑娘站在“桂林工学院”的校牌下,笑得眼睛弯成月牙,那是20岁的我,第一次走进“一本”院校的样子。

“一本”不是终点,是敢去摘星的起点

1998年,我出生在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山村,父母都是农民,“读书考出去”是他们能给我的唯一出路,高三那年,我把“桂林工学院”(桂林理工大学前身)的招生简章贴在课桌右上角,每天抬头就能看到那行字:“一本院校,厚德笃学,惟实励新”。

那时的“一本”不像现在普及,对一个山村孩子来说,是遥不可及的梦,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,在煤油灯下背单词,周末帮家里砍柴时,脑子里还在默解物理公式,查分那天,我攥着电话的手全是汗,听到“总分586,超过一本线42分”时,母亲抱着我哭,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,半天说不出话,烟灰落了一地。

走进桂工校园的那天,银杏叶刚黄,图书馆前的石板路上,学长学姐抱着书匆匆走过,空气里飘着桂花的香,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大学可以有这么多的实验室,可以和教授讨论“喀斯特地貌的成因”,可以在周末去漓江边写生,后来我才知道,桂工虽然名字里带“理工”,却藏着“山水育才”的温柔——它教会我的,不只是专业知识,更是“敢想敢拼”的劲头。

当“一本妈”,我不逼孩子,只陪他“看见”

儿子上高中后,成绩一直卡在二本线边缘,有次家长会,老师委婉地说:“孩子潜力有,但目标感不够强。”回家的路上,他沉默了很久,突然说:“妈,我是不是考不上一本?”

我没说“你要努力”,而是带他去了一趟桂林,我们坐竹筏漂过漓江,两岸的青山像被水洗过一样,我指着九马画山的石壁给他讲:“你看那些岩层,每一层都是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,就像学习,一点一点积累,才能看到完整的风景。”我们又去了桂工的屏风校区,正值毕业季,穿学士服的学长学姐在图书馆前合影,有人在草坪上弹吉他,有人在讨论“无人机测绘”的项目。

“你看,”我拍着他的肩膀说,“妈妈当年就是在这里,从不敢想‘一本’,到敢去摘‘一本’的星,一本不是终点,是让你有更多选择的权利——你想去大城市闯闯,想研究你喜欢的地理,或者以后想回来建设家乡,都需要一本做敲门砖。”

那天晚上,儿子在日记里写:“妈妈说,桂工的银杏叶会落,但落下去的种子,明年还会长出来,我也要做这样的种子,哪怕现在埋得深一点,也要努力长出来。”

桂工的“根”,长在山水里,也长在血脉里

儿子的书桌上也摆着一张桂工的校牌照片,旁边贴着我的老照片,两张照片隔着20年,却笑得一样灿烂,他开始主动刷题,遇到难题会拉着我讨论,甚至会用我当年教他的“画思维导图法”梳理知识点,有次他问我:“妈妈,桂工最让你骄傲的是什么?”

我想了想,说不是它的一本身份,而是它的“根”,桂工的校训“厚德笃学,惟实励新”,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——厚德,是当年辅导员帮我申请助学金时的温暖;笃学,是老师在实验室陪我熬到凌晨的耐心;惟实励新,是学长们带着仪器去山区做测绘时,眼里闪着的光。

这些“根”,现在也长在了儿子的心里,他开始关注桂工的“地质工程”专业,说想研究家乡的溶洞;他会在周末去社区做志愿者,说“厚德”就是要先学会做人;他甚至会跟我比赛背古诗,说“山水育才,肚子里没点墨水,怎么对得起桂林的山水?”

前几天,儿子拿着模拟卷跑过来,成绩超过一本线30分,他眼睛亮晶晶的,像极了当年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我,我摸了摸他的头,说:“你看,努力从不会骗人。”

是啊,从1998年到2024年,从“一本考生”到“一本妈”,变的是年龄,不变的是桂工教会我的——敢想,敢拼,敢在平凡的日子里长出自己的光芒,而我的孩子,正带着这份光芒,向着那道“一本门”,坚定地走去。

就像桂林的山水,无论风雨,永远向上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