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年的夏天,知了在老槐树上叫得没完没了，我蹲在供销社门口的青石板上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七个字：北京大学中文系，这是我的高考志愿表——或者说，是我对“的全部想象。
一张油印的“招生简章”，藏着整个世界的重量
那年高考恢复刚6年,对我们这些农村娃来说，“大学”两个字还带着点神秘的光晕，村里唯一的高中老师常说：“考出去，就能吃上商品粮，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。”可“怎么考”“考什么”“考去哪”，没人说得明白。
志愿填报前,学校发了两样东西：一本薄薄的《1984年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》，和一张印着“考生志愿表”的油印纸。《招生目录》是县教育局手抄后油印的，纸页粗糙，字迹洇开，密密麻麻的专业名看得人眼花缭乱：机械制造、农学、师范、临床医学……最下面一行，印着“北京大学”“清华大学”，像两颗遥远的星星。
班主任老张是个戴黑框眼镜的语文老师,他把我们聚在教室里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金字塔：“塔尖是重点大学，塔腰是普通本科，塔基是专科，能爬多高，看你们这十二年功夫。”他指着《招生目录》说：“填志愿要‘稳’，第一志愿保底，第二志愿兜底，第三志愿……别报太远的，咱没路费。”
“太远”是多远？从我们村到县城，得先走两小时土路，再挤三小时拖拉机，北京？光是“北京”两个字，就够我在脑子里转三圈——那是地图上一个跟省一样大的圆圈，是课本里“天安门”“故宫”的所在地，是我从未敢想的地方。
七张志愿卡，写满了“第一次”的忐忑
志愿表是统一印刷的,巴掌大的纸片，分成“第一志愿”“第二志愿”……直到“第六志愿”，最后还有个“是否服从分配”的方框，每个志愿栏要填“院校+专业”，七个志愿，就是十四个选择。
我趴在课桌上,铅笔悬在半空，迟迟下不了笔，第一志愿填什么？老师说“中文系好，毕业当老师，铁饭碗”，可我想起隔壁村的老王，他儿子去年考上了“哈尔滨工业大学”，说是学“造拖拉机”，村里人都说“能进工厂，挣得多”，那“拖拉机”和“中文”，哪个更好？
回家问爹,爹正蹲在院子里抽旱烟，烟袋锅“吧嗒”响：“你妈说，能考上师范就不错，当老师，离家近。”问娘，娘在灶台边忙活，头也不抬：“你爹说的对，别想着往远处跑，咱家就你一个娃，走远了，娘睡不着觉。”
可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喊：我想去北京，想看看天安门，想读“北大”——虽然我不知道“北大中文系”到底学什么，只听说那是“全国最好的中文系”。
连续三天,我翻烂了那本《招生目录》，把每个专业名抄在本子上，又划掉，老张看我心不在焉，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摸出个苹果（那是他儿子从县城捎回来的，金黄金黄的）：“别犯傻，咱这穷地方，能考上个省里的师范学院就烧高香了，北大？咱县三年才出一个，还是复读了两年的。”
我攥着苹果,咬了一口，又酸又涩，可我还是偷偷在第一志愿上写了“北京大学中文系”，第二志愿填了“本省师范学院中文系”，后面几个志愿，填了“地区师范”“地区农业学校”，最后一栏“是否服从分配”，我用红笔重重画了个“√”。
寄出志愿表，像是把青春扔进了邮筒
交志愿表那天,学校门口停了辆绿色的邮政摩托车，老张把我们的志愿表装进一个大信封，封口时叹了口气：“这信寄出去，你们的命就算拴在上面了。”
我看着那个信封被邮递员揣进邮包,摩托车“突突”地开走了，卷起一阵黄土，我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——那张纸片，承载着我十二年的努力，还有对未来的所有幻想，可它到底会被带到哪里？
接下来的日子,我每天去村口等邮递员，拖拉机手老远冲我喊：“娃，别等了，邮递员今天不来县城！”我蹲在石头上，看天上的云飘过来，又飘过去，想：要是北大不录取我，我就去师范学院，要是师范学院也不录取……我就回家种地，可种地能养活自己吗？
录取通知书是半个月后到的,邮递员骑着自行车，车后座绑着个牛皮纸信封，老远就喊：“喜报！李家娃考上北大了！”全村的人都跑出来，围着我家院子，爹把信封攥在手里，手直哆嗦，娘在一旁抹眼泪，老张拍着我的肩膀：“小子，行啊！给咱村长脸了！”
我拆开信封,红色的“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”上印着校徽，下面一行字：“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”，我盯着那行字，突然想起填志愿时那个忐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