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，城市尚未苏醒，医学院门口的垃圾点已经苏醒，腐烂菜叶的酸涩、塑料袋的刺鼻、剩饭馊水的浑浊气味，顺着初夏的风，扑向斑驳的教学楼，三楼靠窗的教室里，二十多个穿着洗得发白白大褂的学生正在早读，课本翻动的沙沙声，和远处垃圾车压缩垃圾的轰鸣,混成了这所学校独有的晨曲。
这所医学院，藏在城市边缘的垃圾填埋场旁，没有气派的校门，没有塑胶跑道，只有一栋三层的老教学楼，和楼后那片堆了十年、如今已小山似的垃圾点，它是当地人口中的“垃圾大学”，是高考落榜生的“收容所”，却也是三百多个农村孩子眼里,唯一能触摸到的医学梦。
垃圾场边的“开学第一课”
2015年，李建国校长第一次走进这片校区时，差点被气味熏得转身就走，那时学校刚从老城区的危房搬过来，原想着“偏远点没关系，至少宽敞”，没想到紧邻的是全市最大的垃圾中转站。“苍蝇能跟着人进教室，夏天开窗讲课，得先给学生发口罩。”李校长后来在教职工大会上笑着说，“但咱们的学生，将来要面对的是比苍蝇更难缠的‘病魔’，这点苦，算什么？”
“开学第一课”是在垃圾点旁的空地上上的，李校长没有讲校史，也没有讲校规，指着那座散发着异味的垃圾山，对学生说：“你们以后是医生，要治病救人，但你们知道吗？这座垃圾山，就是最大的‘病例’——它污染地下水，滋生细菌，周边社区的居民，呼吸系统发病率比其他地方高30%，你们学医，不仅要会治已病，更要会防未病，这座垃圾场，就是你们的‘临床课堂’。”
那天下午，三十多个学生自发组织起来，带着铁锹、手套，去清理垃圾场边缘的废品，汗水浸透了他们的白大褂，脸上沾满了灰，但没人抱怨，一个来自山村的女生蹲在地上，捡起一个被丢弃的农药瓶，轻声说：“我们村也有这样的瓶子，随便扔在田边，下雨就流进河里，如果我能学会公共卫生，回去一定要告诉乡亲们，该怎么处理。”
简陋实验室里的“医学之光”
学校的实验室，是教学楼里最“安静”的地方，没有离心机，没有PCR仪，显微镜还是学校建校时捐赠的，目镜上的划痕多得像蜘蛛网，但这里的“安静”，是学生们全神贯注的安静——他们在解剖模型上练习静脉穿刺，用矿泉水瓶模拟输液管，甚至在食堂的馒头上观察霉菌生长，因为“馒头上长的青霉，和课本上画的几乎一样”。
张慧老师教微生物学，她的实验室里最“贵重”的设备，是一台二手培养箱，为了让学生能亲眼观察细菌的形态，她每周都会带着学生，去垃圾点采集样本。“别嫌脏，你们看，这个垃圾堆旁边的土壤里，能分离出大量耐药菌株，这正是我们现在研究抗生素耐药性的重要材料。”张老师戴着口罩，用一个无菌勺舀起一点黑土，放进培养皿，“你们将来在临床上遇到的细菌，可能比这里的更‘狡猾’，不提前认识它们，怎么打败它们？”
去年，学校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：周边社区爆发了小规模的诺如病毒感染，没有检测设备，张慧老师带着学生，用最传统的细胞培养方法，在实验室里连续熬了三个通宵，终于从患者的粪便样本中分离出了病毒，那一刻，学生们看着显微镜下那些圆形的病毒颗粒，哭得像个孩子，他们说：“原来我们这些‘垃圾大学’的学生，也能救人的。”
白大褂里的“初心与远方”
王磊是学校2018级的学生，来自甘肃的一个小山村，高考失利后，他本打算去工地打工，是听说这所学校学费低、还能学医，才报了名，刚来的时候，他总低着头，觉得穿着白大褂走在垃圾点旁，很丢人，直到跟着老师去社区义诊，他看到一个老奶奶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娃啊，我这腿疼了好多年，去大医院太远，你们来了，我就像吃了定心丸。”那一刻，王磊突然觉得，白大褂的颜色,比任何名牌都耀眼。
王磊是学校“社区医疗服务队”的队长，每周，他都会带着同学，去垃圾场周边的社区义诊，他们教老人用正确的方法洗手，告诉他们如何分辨过期药品，甚至帮着社区整理出了“家庭医疗垃圾回收指南”，前几天，他收到了一封信，是去年他义诊时认识的一位奶奶寄来的，信里说：“社区现在垃圾都分类了，苍蝇少了，大家的病也少了，你们这些穿白大褂的孩子，真是我们的‘守护神’。”
今年夏天，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要毕业了，没有隆重的毕业典礼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