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4年的夏天，空气里永远飘着两种味道：操场边老樟树的苦香，和教室里汗混着油墨的燥热，蝉把整个夏天的声音都塞进玻璃窗，讲台上的老师还在讲解析几何，可我们的眼睛早就飘到了教室后墙那张倒计时日历——离高考放榜还有17天，比这更让人心跳加速的，是压在抽屉底层、被手汗浸得微微发皱的《高考志愿填报指南》。
那本“圣经”与爬满字的报纸
填报志愿前，学校发了两样“圣物”：一本巴掌大的《招生计划手册》，深蓝色封面，印着“教育部高校学生司”的字样，薄薄的册子里却藏着全国上千所大学的名字、专业代码和招生人数；另一份是省教育考试院印的厚厚一叠报纸，头版是“去年各高校录取分数线”，往后翻是“热门专业就业分析”，再往后，是密密麻麻的“考生问答”。
这两样东西，成了我们课间的“硬通货”，下课铃一响，教室里就炸开锅：“你看，去年川大最低分要580，我模拟考才570，是不是悬？”“北大在四川就招3个人，是不是根本不用想？”“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’和‘信息与计算科学’有啥区别啊？我妈说前者能当程序员，后者是算命的！”有人把报纸铺在腿上，用红笔圈圈画画，把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标成不同颜色；有人拿着计算器算“线差”——“去年560分能上西南交大，今年题难，是不是要降5分？”连平时最调皮的男生，也会凑过来看一眼“国防生”后面的“免学费包分配”，小声嘀咕：“这个是不是不用交钱，毕业就能当军官？”
老师的红笔与妈妈的笔记本
班主任老王是个戴眼镜的语文老师，总说“志愿比高考分数重要，它决定了你未来四年要去哪个城市，和谁一起生活，学什么本事”，他每天下午的自习课都会抱着个大文件夹进来，里面是他整理的“历年录取数据分析”。“你们看，”他用红笔指着投影上的表格，“去年我们班有同学填了‘服从调剂’，结果被调剂到了‘植物保护’，现在天天在田里捉虫；还有同学非要上‘法学’，结果分数不够，最后只能读了个专科，所以啊，第一志愿要‘冲一冲’，第二志愿要‘稳一稳’，第三志愿一定要‘保一保’！”
老王的话像圣旨，可我们心里还是没底，我妈比我还焦虑，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旧笔记本，封面是“某年家用账本”，里面却贴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大学介绍：“中山大学，位于广州，校园里有全国最美的校园小路”“哈尔滨工业大学，工科强校，毕业生进航天系统的多”“西南财经大学，在成都，金融行业认这个牌子”，她还托了亲戚的朋友，问在省教育厅工作的叔叔，回来时眼睛发亮：“我打听了，四川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，去年录取最低分552，你模拟考考了558，稳了！”
纸页上的“战争”与眼泪
拿到志愿表的那天，班主任说：“每人只能填五个志愿，每个志愿填两个专业，还要填‘是否服从调剂’。”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有风扇在头顶转圈，我摊开那张浅绿色的志愿表,手心全是汗。
第一志愿，我想填“新闻学”，高二时，我给校报写稿子，文章被市里的报纸转载，那时就觉得“用文字记录世界”比什么都酷，可我妈反对：“新闻专业出来就是当记者，风吹日晒的，不稳定，你看我给你圈的那个‘会计’，多稳定，毕业就能进银行。”我爸没说话，只是默默给我倒了杯茶，茶杯底压着一张纸，是他写的小字：“儿子，不管你选什么，爸爸都支持你，但要想清楚，未来能不能靠这个吃饭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对着《招生计划手册》发呆，窗外的蝉鸣一声比一声响，我一会儿翻翻妈妈的笔记本，一会儿看看爸爸写的纸，一会儿又想起老王说的“冲稳保”，我咬着牙，在第一志愿栏里写下“复旦大学”，专业填“新闻学”；第二志愿填“四川大学”，专业填“汉语言文学”；第三志愿填“西南财经大学”，专业填“会计学”；第四志愿填“四川师范大学”，专业填“汉语言文学”；第五志愿填“西南民族大学”，专业填“汉语言文学”，每个专业后面，我都勾了“服从调剂”。
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我把志愿表折好，放进信封，第二天早上，我把信封交给班主任时，手一直在抖，老王接过信封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小子，有冲劲，但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”
提交后的等待，与夏天的风
志愿表交上去后，我们开始“估分”，老师发了参考答案，我们对着答案对答案，算分，再对照去年的分数线，预测自己能上哪个学校，有人估了600分，已经开始幻想去北京上学；有人估了500分，愁得晚上睡不着觉；我估了565分，刚好卡在复旦大学的录取线附近,心里七上八下。
那段时间，我们开始“告别”，同学之间互相写同学录，有人写“祝你考上清华”，有人写“以后一定要联系我”，有人写“不管你去哪里，我们都是朋友”，我和最好的同桌坐在操场的看台上，看着夕阳把天空染成橘色，他说：“要是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，以后还能像现在这样一起打球吗？”我说：“能，就算我们去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，放假也要回来一起打球！”
放榜那天，我正在家里帮妈妈做饭，突然，电话响了，是班主任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