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的夏天，空气里飘着槐花的甜香，也飘着一种紧绷的期待，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《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志愿表》，坐在老房子的木桌前，钢笔尖悬在“报考学校”和“报考专业”的方格上方，迟迟落不下去，这本薄薄的、带着油墨味的志愿书，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，压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、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里,也压在无数中国家庭的清晨与黄昏里。
蓝黑色的墨水，和全家人的“作战”
98年的志愿书，是统一印刷的16开纸张，浅蓝色的底纹上印着密密麻麻的表格：从“第一批本科”到“专科（高职）”，每个批次下都有3个志愿栏，最底下还有“是否服从调剂”的勾选项，纸张很薄，稍微用力就会划破，所以填写时必须用钢笔，而且只能用蓝黑或黑色墨水——圆珠笔写的字容易被涂改,会被老师打回来重填。
我至今记得那天家里的场景：奶奶坐在藤椅上，手里摇着蒲扇，嘴里念叨着“当老师好，铁饭碗”；爸爸蹲在门槛上，抽着旱烟，烟袋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，他说“学医吧，一辈子不愁吃穿”；妈妈则把一本翻得卷了边的《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》推到我面前，指着上面的“计算机科学与技术”说：“现在电脑多火，以后肯定有出息。”
而我心里，却偷偷藏着另一个念头：我想学中文，我想读中文系，想写诗，想读那些泛黄的书页里藏着的故事，可这个念头刚说出口，就被爸爸一口驳回：“学文？能当饭吃吗？你看你三姨家的表哥，去年学了机械，现在在工厂里上班，多稳定！”
那天的争吵持续了很久，我拿着钢笔，在志愿表的“第一批本科”第一志愿栏里，先写了“XX师范大学”，又划掉；写了“XX医科大学”，又觉得憋屈，钢笔尖在纸上洇开一个个墨团，像极了当时我混乱的心情，最后是妈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先填个稳妥的，以后再想别的。”她握住我的手，在“XX师范大学”后面写上了“汉语言文学专业”——算是对我的一点妥协，也带着对“铁饭碗”的坚持。
信息闭塞年代的“盲人摸象”
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，98年填报志愿有多“原始”，没有高校官网，没有专业介绍视频，甚至连完整的分数线数据都很难找到，我们唯一的“指南”，就是那本厚厚的《招生专业目录》，和老师从教育局打印回来的几张“预估分数线”。
班主任王老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他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表格，告诉我们：“第一批本科的分数线，去年是510分，今年估计涨个10分，你们得往高了估。”他又指着目录里的学校说：“这个XX大学，在省外，去年只招了3个人，你们要是想冲，可以填，但别抱太大希望。”
为了填好志愿，我们几个同学凑在一起，交换从学长学姐那里听来的“小道消息”：“听说XX大学的食堂特别好吃”“XX大学的宿舍没有空调，夏天热得睡不着”“XX专业毕业分配去银行，要托关系”，这些零散的信息，像拼图一样，被我们小心翼翼地拼凑起来,试图拼出未来的样子。
我还记得，有个同学为了填“第二批本科”的志愿，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，跑到省教育考试院，趴在玻璃窗上看墙上贴的“历年录取情况”，回来时晒得满脸通红，却兴奋地说：“我发现XX工程学院的‘土木工程’去年没招满，说不定我今年能上！”那种对信息的渴望，和对未知的忐忑,是现在用APP一键填报根本无法体会的。
服从调剂：赌上全未来的“勾选”
志愿表最底下，有一行小字：“是否服从院校内专业调剂？”下面画着两个方框，一个“服从”，一个“不服从”，王老师说：“这个勾很重要，勾了‘服从’，万一你的分数不够第一志愿的专业，学校可能会把你调到别的专业；不服从，那就直接退档，只能等征集志愿了。”
“退档”两个字像惊雷一样，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害怕，在我们眼里，考上大学，几乎是唯一的出路，如果因为“不服从调剂”而落榜，不仅辜负了父母的期望，可能还要再等一年——那时候,复读一年要花掉家里大半年的收入。
尽管我填的是“汉语言文学”，却在“是否服从调剂”后面，颤抖着勾了“服从”，妈妈说：“勾吧，只要能上大学，学什么都行。”爸爸则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，说：“听老师的，别任性。”这个小小的勾，是我们对命运的妥协，也是对未来的赌注——赌学校不会随便把我们调到不喜欢的专业，赌就算调了,我们也能学着去接受。
录取通知书：志愿书后的“句号”
填完志愿书的那天下午，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牛皮纸信封，封口处贴了邮票，交给了班主任，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成了人生中最漫长的等待，每天早上，我都要跑到村口的小卖部，问老板有没有我的信件，邮递员绿色的自行车一出现，我就心跳加速，直到看到信封上没有我的名字,才失落地走回家。
八月中旬的一天，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红色的封皮上印着“XX师范大学”的字样，拆开后，里面有一张纸，写着“汉语言文学专业（师范）”，还有我的名字和录取编号，我拿着通知书跑到院子里，爸爸正在给菜地浇水，他接过通知书，手有点抖，看了很久，才说：“嗯，好，师范好，以后当老师，稳定。”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,那本手写的志愿书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