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的秋天,我背着母亲用碎花布缝的书包,走进镇中学的青砖校门,校门两侧的红砖墙上,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,面向世界,面向未来”的标语被石灰刷得格外醒目,阳光下像两簇燃烧的火,那时的中学教育,没有精致的塑胶跑道,没有智能化的教学设备,却有一种沉甸甸的力量,在煤油灯的光晕里,在粉笔与黑板的碰撞中,在师生们泛黄的笔记本上,扎下了根。

校园:简陋里的“仪式感”

八十年代的中学,是“朴素”二字的注脚,教室是清一色的红砖平房,窗户糊着半透明的油纸,冬天靠烧铁炉子取暖,炉盖上烤着同学们带的冻红薯,空气里总飘着焦香与煤烟的混合味道,课桌是粗糙的木制桌椅,桌面坑坑洼洼,有人用小刀刻下“奋斗”二字,有人用圆珠笔画下简陋的飞机轮船——那是我们对“现代化”最初的想象。

但简陋不等于潦草,每周一的升旗仪式,是全校最庄重的时刻,我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白相间校服(很多是自家布料做的),排着整齐的队列,在操场上唱国歌,没有电子音响,音乐老师用一架破旧的脚踏风琴带奏,琴键有些发黄,却把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拉得格外悠长,校长站在旗杆下,手里拿着一张手写的讲话稿,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,却字字铿锵:“你们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代,要好好读书,将来建设国家!”那时的我们,未必完全懂“改革开放”的含义,却记住了“好好读书”这四个字,像一颗种子在心里发了芽。

老师:“严父慈母”式的人生导师

八十年代的老师,有种特别的“轴”,他们大多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,带着对知识的敬畏和对教育的热忱,把学校当成了第二个家,我们的班主任老王,教数学,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,袖口磨出了毛边,他上课从不带课本,只拿一支粉笔,在黑板上“唰唰”地写公式,推导定理,逻辑清晰得像一把精准的尺子,晚自习时,他会搬个小马扎坐在教室角落,谁有问题,就凑过去小声讲解,有个男生家里穷,冬天没有手套,老王默默把自己织的毛线手套给了他——那手套左边大拇指用红线缝了个补丁,却暖得男生眼圈发红。

语文老师李老师是位中年女性,总爱穿一件碎花衬衫,说话轻声细语,她教我们《背影》,讲到朱自清的父亲买橘子时,自己先红了眼眶:“你们现在觉得父母唠叨,等长大了,就知道那是牵挂。”她鼓励我们写日记,每周收上去一本本批改,用红笔写下长长的评语,有时还会夹一张画着小太阳的纸条:“这段描写很生动,像看到了阳光下的麦田。”那时的师生关系,没有现在这样明确的“边界”,老师像长辈,又像朋友,不仅教知识,更教我们如何做人。

学习: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清醒与热血

八十年代的中学,绕不开一个词——“高考”,恢复高考才几年,“知识改变命运”不是口号,而是每个家庭、每个学生心里沉甸甸的期盼,教室后墙的黑板报,左边贴着课程表,右边是“高考倒计时”红榜,上面用红笔写着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,每天清晨,校园里会准时响起琅琅书声,天还没亮透,已经有同学借着路灯背英语单词;晚自习后,不少同学不回宿舍,在教室里就着煤油灯做题,煤油灯的烟把鼻孔都熏黑了,却没人喊累。

我们那时没有课外辅导书,只有一本教科书,还有老师手刻的蜡油印讲义,数学老师老王,周末骑着自行车到镇上打印社,刻蜡纸、印习题,油墨味沾满了他双手,拿到讲义,我们如获至宝,用铅笔在边角写满注解,物理课做实验,没有现成的仪器,老师带着我们用玻璃瓶、橡皮管、旧电池组装电路,当小灯泡亮起来的那一刻,全班同学都欢呼起来——那是我第一次明白“实践出真知”的含义。

也有压力,模拟考试成绩出来,有人考砸了躲在操场角落哭,但哭完擦干眼泪,又拿起书本互相鼓励,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有那么多选择,考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,但正是这份“唯一”,让我们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,老师说:“你们现在多吃点苦,将来就能多一条路。”我们信,因为老师的眼睛里,有光。

课余:物质匮乏里的“精神狂欢”

八十年代的课余生活,简单却快乐,没有手机、没有电脑,我们的快乐藏在操场边的杨树下,藏在教室后的黑板报里,藏在同学分享的一块糖里。

课间十分钟,是“疯玩”时间,女生跳皮筋,嘴里念着“马兰开花二十一,二八五十六,二八五十七”;男生踢毽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