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夏天,我攥着刚好过一本线12分的高考成绩,在志愿填报系统里颤颤巍巍地勾选了“XX医科大学”,父母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能上一本就不错了,学医以后稳当。”彼时的我,对“医科大学”的认知还停留在白大褂、听诊器和“救死扶伤”的光环里,全然不知“一本”的名头下,藏着怎样一所被学生私下戏称为“最差一本”的学校。
实验室里的“文物标本”与漏水的天花板
开学第一天,拖着行李箱走进实验楼时,我就愣住了,走廊的墙皮剥落得像老人的皱纹,露出里面泛黄的霉斑,推开解剖实验室的门,一股混合着福尔马林和潮湿霉味的空气扑面而来——角落里的福尔马林桶,桶盖边缘结着厚厚的白色盐渍,据说是上届学长学姐用剩下的;泡在液体里的“大体老师”,标本边缘已经卷曲发白,老师说“经费有限,买新的太贵”。
更离谱的是基础医学实验室,我们小组要做细胞实验,超净工作台的紫外灯坏了三个月,辅导员说“报修了,在等配件”,直到实验课结束,配件都没等到,我们只能用酒精棉反复擦拭操作台,祈祷细菌别污染了细胞样本,而图书馆,作为学校的“门面”,藏书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版本,最新的医学教材还是五年前的,想查篇近三年的文献,得靠同学从外校图书馆复印电子版——学校官网的“数字资源”栏,链接永远点不开,管理员说“服务器坏了,没钱修”。
“半桶水”老师与照本宣科的教学
“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!”这句话,我们大一就听腻了,我们的系统解剖学老师,是个刚毕业的研究生,上课只会念PPT,念到“椎间盘突出”时,卡壳了半分钟,突然问:“你们谁知道椎间盘是什么?”台下鸦雀无声,他挠挠头:“哦,就是骨头中间的软垫子,具体……自己看书吧。”
更让人无语的是病理学实验课,带教老师是个副教授,但每次实验都让我们“看片子”——所谓的“看片子”,就是对着课本上的彩图,辨认显微镜下的细胞结构,有同学问:“老师,这个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区别,在显微镜下具体是什么样的?”老师推了推眼镜:“考试不考,不用纠结。”期末考试时,病理学试卷上果然全是“背诵题”,连一道分析题都没有。
最讽刺的是临床课,外科学老师上课时,讲阑尾炎的典型体征,突然问:“谁见过阑尾炎手术?”台下只有几个同学举手,老师说:“那就看视频吧。”结果视频还是十年前的,画质模糊,医生的操作手法早就过时,有同学质疑:“老师,现在腹腔镜手术不是更主流吗?”老师不耐烦地挥挥手:“考试不考,你们先把开腹手术的步骤背熟。”
内卷与躺平:被“格式化”的大学生活
“这里的大学,像一座监狱。”这是我和同学私下里常说的话,学校的作息严格到令人发指:早上6点必须起床跑操,迟到一分钟扣德育分;晚上10点半宿舍断电,台灯算“违规电器”;周末想出去放松?得辅导员签字,理由必须是“家里有事”或“参加学术活动”——而所谓的“学术活动”,大多是听退休老教授讲“他当年学多苦”。
在这样的环境里,学生分成了两极:一部分人成了“内卷王”,每天泡在图书馆背书,为了0.1的绩点拼得你死我活,却连最基本的实验操作都不会;另一部分人则彻底躺平,上课玩手机,下课打游戏,反正“学校教不出东西,混个毕业证就行”,我见过一个学长,考研时专业课考了全校第一,却在复试时被导师问:“你会做PCR吗?”他愣住了——学校从来没教过,实验课都是老师提前做好试剂,我们只需要“加样”。
毕业即“失业”:一张不被认可的“一本文凭”
2023年毕业季,我们彻底体会到了“最差一本”的代价,校招会上,本地三甲医院的招聘负责人直接说:“我们不要XX医大的学生,基础太差。”有个同学考研考上了某知名医学院的专硕,复试时导师翻看他的本科成绩单,皱着眉问:“你们学校实验课都不做吗?”
更残酷的是就业市场,私立医院要求“有规培证”,而我们的规培名额少得可怜,大部分同学只能去小县城的诊所,或者干脆转行——有人去做了医药代表,有人考了教师资格证,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真正当上了医生,我曾在招聘会上遇到HR,对方看了我的简历,淡淡地说:“你是‘一本’没错,但你的能力,连二本的学生都比不上。”
尾声:在“最差”里,长出自己的光
我已经在一所社区医院工作,偶尔还是会想起母校,它确实“差”——差的设施,差的师资,差的教学质量,差的名声,但我从未后悔过学医,因为在那些“混日子”的日子里,我偷偷在网上看完了哈佛大学的公开课,在图书馆借了旧版的《格氏解剖学》啃了三个月,跟着学长学姐学会了做PCR、跑Western blot——我知道,学校给不了我最好的,但我可以给自己最好的。
前几天,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