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为“从做中学”的教育家?

“从做中学”并非简单的“动手操作”,而是一种颠覆传统“灌输式”教育的核心理念——它主张学习应以学习者为中心,通过真实的行动、探索与反思,让知识在实践中“生长”,让能力在解决问题中“扎根”,践行这一理念的教育家,从不满足于纸上谈兵的理论构建,而是躬身入局,在教育的田野上播撒“行动”的种子,用实践改写“学”的定义,他们既是思想的引领者,更是行动的先锋,在“做”与“学”的循环中,重塑了教育的本质:教育不是“告诉”,而是“唤醒”;不是“被动接受”,而是“主动建构”。

杜威:在“经验”中重构教育的逻辑

谈及“从做中学”,美国教育家约翰·杜威(John Dewey)是无法绕开的里程碑,他尖锐批判传统教育“静听式”的弊端——学生像“容器”一样被动接受知识,与真实生活脱节,在他看来,“教育即生活”,学校应成为“微型社会”,学习应是“经验的不断改造”。

杜威的“从做中学”,核心是“做”与“思”的统一,他提出“思维五步法”:真实情境中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、假设解决方案、验证假设、得出结论,这一过程并非盲动,而是“有目的的探究”,在芝加哥实验学校(杜威学校)的实践中,学生不再背诵抽象的几何定理,而是通过设计花园、搭建工具、测量土地,理解数学与物理的原理;不再死记硬背历史年代,而是通过模拟贸易、制作陶器,感受文明的演进,杜威曾说:“我们主张的方法,是把实际作业引进学校,作为达到真实知识的理想途径。”这里的“做”,是连接知识与生活的桥梁,是培养“解决问题能力”的土壤,他让教育走出课本,回归生活本身,证明了“经验”才是学习最坚实的根基。

陶行知:在“生活”中扎根中国教育的实践

如果说杜威为“从做中学”奠定了理论基石,那么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则将其本土化为“生活即教育”的鲜活实践,他深受杜威影响,却结合中国国情,提出“教学做合一”——“事怎样做便怎样学,怎样学便怎样教”,强调“做”是中心,教与学都围绕“做”展开。

陶行知的“做”,不是脱离生活的“劳作”,而是“在劳力上劳心”,他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时,师生们自己盖校舍、种庄稼、办平民学校,在“劳力”中理解“教育救国”的意义;他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,认为“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”,学生在烧饭、洗衣、社会调查中,学会的不是技能,而是“生活智慧”与“社会责任感”,他创办的山海工学团,更是将“做中学”推向极致:农民在学种棉花的同时学文化,工人在学技术的同时学识字,孩子在与自然、社会的互动中,成长为“手脑并用”的“真人”,陶行知曾说:“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。”他用一生的行动证明:真正的教育,必须扎根于生活的土壤,让“做”成为“学”的起点,也成为“人”的成长的起点。

当代回响:“从做中学”的教育家精神永续

杜威与陶行远去,但“从做中学”的教育家精神仍在当代教育中延续,无论是芬兰“现象教学”中让学生通过“设计一个社区”学习多学科知识,还是中国“项目式学习”(PBL)让学生围绕“校园垃圾分类”开展调研、设计与宣传;无论是STEAM教育中让学生动手搭建机器人,还是职业教育中“校企合作”让学生在真实岗位上边做边学——这些实践背后,都闪耀着“从做中学”的光芒。

当代教育家们不再局限于模仿前人模式,而是在数字时代赋予“做”新的内涵: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让学生“解剖”青蛙,通过在线协作平台让学生共同完成跨文化项目,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……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,“做中学”的核心未变:让学习成为主动的探索,让知识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,让教育培养的是“会思考、能行动、敢创造”的人。

做教育,更要做“行动者”

从杜威的“经验改造”到陶行知的“生活即教育”,从晓庄的农田到当代的创新实验室,“从做中学”的教育家们始终相信:教育的生命力,在于“行动”,他们不是坐在书斋里的空想家,而是走进课堂、走进生活、走进学生中的实践者,他们用“做”打破教育的围墙,用“行动”诠释“学”的真谛——因为真正的教育,从来不是“教会学生什么”,而是“让学生在做的过程中,发现自己能成为什么”。

今天的教育者,若想传承这份精神,便需放下“灌输”的执念,拿起“行动”的勇气:让学生在“做”中犯错、在“做”中反思、在“做”中成长,这,或许就是“从做中学的教育家”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