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做中学，学前教育发展史的核心脉络与当代启示

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起点，始终围绕“如何让儿童有效学习”这一核心命题展开，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，“从做中学”（Learning by Doing）的理念从朴素的教育萌芽逐渐发展为系统的教育理论，成为贯穿学前教育史的主线之一，它打破了传统教育中“教师中心、知识灌输”的桎梏，强调以儿童为主体，通过主动操作、亲身体验和实践活动建构经验，尊重儿童的天性与成长规律，追溯“从做中学”在学前教育史中的发展脉络，不仅是对教育思想的回溯,更是为当代学前教育实践提供历史镜鉴。

古代学前教育：从做中学的朴素实践

在系统性的学前教育理论形成之前，古代教育早已蕴含“从做中学”的原始智慧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古代儿童教育都离不开“生活即教育”的逻辑——儿童在家庭与社群的日常劳作、礼仪实践中自然习得生存技能与社会规范。

“蒙学教育”虽以识字、诵经为主要内容，但“洒扫应对进退”的实践训练不可或缺。《礼记·内则》记载，儿童需学习“礼”的具体实践，如“十年出就外傅，居宿于外，学书计，衣不帛襦裤，礼帅初，朝夕学幼仪，请肄简谅”，这里的“学书计”是文字与算术的动手练习，“学幼仪”则是通过模仿与实践掌握礼仪规范，本质上是通过“做”来理解抽象的道德与知识，古代的“童蒙游戏”如踢毽子、放风筝、七巧板等，更是以“玩中学”的方式促进儿童动作协调与认知发展。

在西方，古希腊的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提出，儿童教育应通过“游戏”和“音乐”（含诗歌、舞蹈）进行，反对强制灌输，他认为，儿童的天性是“爱游戏”，而游戏中的模仿、操作能让他们在愉悦中学习美德与技能，古罗马的昆体良在《雄辩术原理》中也强调，教育应适应儿童的“自然倾向”，通过“练习”而非“说教”培养能力，例如让儿童通过手工劳动学习精细动作，通过观察自然积累经验。

这一阶段的“从做中学”虽未形成系统理论，却体现了教育的本源意义：学习源于生活，儿童在“做”中成长,教育与生活不可分割。

近代学前教育：从做中学的理论奠基与制度探索

近代以来，随着儿童心理学的发展和教育科学的兴起，“从做中学”从朴素实践上升为教育理论，并推动学前教育制度的变革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“从做中学”提供了哲学与心理学基础，成为学前教育史上的重要转折点。

杜威提出“教育即生长”“教育即生活”“从做中学”三大核心观点，认为儿童的生长是一个主动的过程，教育应围绕儿童的“真实经验”展开，而非被动接受成人预设的知识，他批判传统教育“静听式”的弊端，强调“做”是学习的起点：“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，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……应该让儿童在做事的过程中学习，而不是在听讲的过程中学习。”受其影响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兴起，幼儿园课程从“福禄贝尔恩物”的符号化模仿转向“活动中心”——儿童通过烹饪、种植、手工等真实活动，在解决问题中学习数学、科学、语言等知识。

欧洲学前教育家也以不同路径践行“从做中学”，蒙台梭利虽未直接使用“从做中学”的概念，但其教育体系的核心“工作”（Work），正是“从做中学”的生动体现，她提出“有准备的环境”，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感官教具（如粉红塔、圆柱体插座），儿童通过自主操作教具，在“做”中发展感官专注力、逻辑思维与独立能力，蒙台梭利认为，“工作是儿童的天职”，只有在“做”中，儿童才能实现“内在的自我建构”。

这一时期，“从做中学”不仅成为教育理念，更推动了学前教育制度的普及，1904年，中国颁布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，首次将“蒙养院”（幼儿园）纳入国家教育体系，虽仍受传统教育影响，但“游戏、歌谣、手技”等实践活动的纳入，标志着“从做中学”开始影响中国学前教育实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