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“唯学历论”仍有市场的当下,“教育局局长”与“高中学历”的组合,难免会让人投去诧异的目光,当我们习惯性地将高学历与专业能力、管理素养划等号时,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教育局长,却用实实在在的业绩告诉我们:在教育的田野上,比学历更珍贵的,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、对学生的了解,以及扎根实践的智慧。
从“讲台”到“局长”:一条用脚步丈量的教育路
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建国(化名),某县教育局局长,他的学历简历很简单:高中毕业,但这简单的背后,是30余年与教育“死磕”的轨迹。
18岁那年,李建国因为家庭困难没能上大学,成了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,那时的他,白天上课,晚上就着煤油灯啃教育学、心理学书籍,把县城图书馆里能借的教育理论书都翻遍了,没有专业指导,他就一遍遍听老教师的课,在操场边模仿他们的语气和板书;学生基础差,他就每天放学后留出半小时,给跟不上的孩子补课,风雨无阻。
5年后,他通过民办教师考试转为正式教师,又凭自学考上师范院校的进修班,拿到了大专文凭,从普通教师到教导主任,再到乡镇中心校校长,他每一步都踩在教育的“痛点”上:当教师时,他带的班级平均分常年位居全县前列;当校长时,他跑遍辖区所有村小,劝回了20多个因贫辍学的孩子,还自掏腰包给困难学生买文具;当中心校校长时,他推动“城乡教师结对”,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师资。
40岁那年,他被任命为县教育局副局长,后来接任局长,有人问他:“您只有高中学历,能镇得住场面吗?”他笑着说:“我学历不高,但我懂老师,懂学生,懂咱县的教育需要什么。”
破“学历标签”:教育管理,更需要“泥土味”的智慧
李建国上任后,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发文件,而是带着笔记本下乡,他用了3个月时间,跑全县23所中小学、17所幼儿园,和200多名老师、500多个学生家长聊天,记满了5本笔记,他发现,农村学校缺的不是“高大上”的教学设备,而是留不住好老师;城区学校缺的不是“升学率”,而是学生的睡眠时间和心理健康。
基于这些“泥土味”的调研,他推出了三项“接地气”的改革:
第一,给教师“减负松绑”,他砍掉了20多项形式主义的检查、评比,要求“非教学任务不得挤占备课时间”,还设立了“教师关爱基金”,帮助困难教师解决住房、子女入学等问题,两年间,全县教师流失率下降了40%。
第二,让教育回归“本真”,他叫停了“小学奥数班”“初中快班”,要求学校保证学生每天1小时体育活动、10小时睡眠时间,开设“劳动课”“乡土文化课”,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,有家长担心“这样影响升学”,他在家长会上说:“教育不是培养考试机器,是培养能感知幸福、适应社会的人。”一年后,该县中考平均分不降反升,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位列全市第一。
第三,打破“资源壁垒”,他推动“城乡教育共同体”,让城区学校与农村学校“结对子”,老师定期轮岗,课程同步共享;他还争取资金,为农村学校建起了“数字化教室”,让山里的孩子能听到名师的课,这些举措,让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提升了30%,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留在本地读书。
教育的本质:是“点燃”,不是“筛选”
有人问李建国:“您觉得,一个好的教育局长,最重要的是什么?”他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一句话回答:“是‘看见’——看见老师的付出,看见学生的需求,看见教育的初心。”
在他看来,学历是学习的起点,不是终点,教育管理不是做学术研究,不需要堆砌理论术语,而是需要真正懂教育、懂基层、懂人心,他自己只有高中学历,但他每天都在学习:向老教师请教经验,向年轻教师学用新媒体,甚至和孩子们一起跳皮筋、打篮球,了解他们的“语言”。
他说:“我当年因为没上成大学,总觉得自己有遗憾,但现在我明白了,教育的意义,不是让每个孩子都考上大学,而是让他们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,作为局长,我要做的就是给老师、给学生创造一个能‘成为最好自己’的环境。”
李建国的故事,或许打破了我们对“教育局长”的刻板印象,但也让我们重新思考:在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时,学历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?对于教育而言,比学历更重要的,是对教育的敬畏之心、对学生的赤子之心,以及扎根实践的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教育的田野上,需要的不仅是“高学历”的播种者,更是“懂泥土”的耕耘者,李建国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:真正的教育者,从不被学历定义,只被行动和结果证明,而这,或许正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。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