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学，作为“科学的皇后”，其教育形态的变迁始终与国家发展、社会需求同频共振，中国中学数学教育史，既是一部知识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史，也是一部教育理念从“术”的传授到“人”的培养的进化史，从《九章算术》的实用算学到西方公理化体系的引入，从“双基”夯实到核心素养的培育，千百年间，数学教育的每一次变革都镌刻着时代的烙印，折射出中国对“培养什么人、怎样培养人”的持续探索。
古代传统数学教育：实用为魂，术数相承（先秦—1840年）
在古代中国，“数学”长期被视为“六艺”之一（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），其教育形态与官方教育、实用需求紧密相连，尽管没有独立的“中学”概念，但面向贵族子弟、畴人（天文历法官员）和民间商贾的数学教育，已展现出鲜明的“实用理性”特征。
先秦至汉唐：“算经”为纲，以术为用
西周时期，“数”作为贵族教育的基础内容，核心是培养“明数艺”的治国人才。《周礼·保氏》记载：“保氏掌谏王恶，而养国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艺：一曰五礼，二曰六乐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驭，五曰六书，六曰九数。”这里的“九数”即数学的九个分支，包括方田、粟米、差分、少广、商功、均输、方程、盈不足、旁要，后发展为《九章算术》的核心框架。
汉代以降，《九章算术》成为数学教育的“标准教材”，其“问题—算法”的体例（如“今有田广十五步，从十六步，问为田几何？答：二百四十步，术曰：广从相乘得积步”），强调“术”的提炼与应用，而非逻辑推演，这种“经世致用”的导向，使得古代数学教育始终与田亩丈量、赋税征收、天文历法等现实需求绑定，唐代国子监设立“算学馆”，以《九章算术》《海岛算经》《孙子算经》等为教材，培养专职计算人才，标志着数学教育初步制度化。
宋元明清：高峰与停滞并存
宋元时期，数学迎来“黄金时代”，秦九韶的《数书九章》（提出“大衍求一术”）、李冶的《测圆海镜》（创立“天元术”）、朱世杰的《四元玉鉴》（发展“四元术”），将高次方程解法、天元术（代数符号雏形）推向世界领先水平，此时的数学教育虽仍以民间私授、家学传承为主，但“算学”已成为士人阶层“格物致知”的重要途径。
明清以降，随着“八股取士”的强化，数学教育逐渐式微，明代《永乐大典》虽收录算学典籍，但官方教育中“数”的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；清代虽有梅文鼎、李善兰等数学家推动西算中译，但整体教育体系仍以“经学”为核心，数学被视为“末技”，未能进入制度化教育的主流，这一时期的数学教育，本质上仍是“术”的传授,缺乏系统的学科体系和理论建构。
近代数学教育转型：西学东渐，制度奠基（1840—1949年）
鸦片战争后，西方列强的“船坚炮利”迫使中国开启近代化进程，“数学”作为“西学”的核心，其教育形态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革——从传统的“实用算术”转向西方“公理化数学”,从私授家传转向制度化学校教育。
清末新政：现代中学数学体系的萌芽
1902年，清政府颁布《钦定学堂章程》（“壬寅学制”），首次建立现代学制，规定中学堂开设“算学”课程，内容包括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，学制5年，1904年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（“癸卯学制”）进一步细化，明确中学算学“授以代数、几何、三角，次授以解析几何之初步”，并引入西方数学符号与公理体系，这一时期，数学教育目标从“实用算术”转向“逻辑思维训练”，教材多翻译自西方（如《代数备旨》《形学备旨》），标志着中国中学数学教育开始融入全球现代教育体系。
民国时期：本土化探索与多元发展
民国成立后，数学教育进入“本土化”探索阶段，1912年教育部颁布《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》，规定中学算学包括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，学制4年；1923年《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》首次提出“数学教育应注重学生推理能力、解决问题能力”，并引入“函数”“概率”等现代内容。
这一时期，涌现出一批本土数学教育家：胡明复参与编写《高等解析几何》，推动数学教材的系统化；何鲁在中央大学、重庆大学任教，倡导“数学为科学之母”，强调数学对自然科学的基础作用；傅种孙
